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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念叔叔費孝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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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1984年開始,五叔就開始把注意力投向內蒙古、新疆、甘肅、寧夏、青海這些西部地區,希望能夠加快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經過多年的考察研究,他有了一個設想:在共同規劃,有無相濟,互利互惠,共同繁榮的原則下,建設一個大的經濟中心,帶動整個西北地區生產力的提高。

        1988年4月,“兩會”期間,五叔和甘肅省的領導座位相鄰,兩人交談時那位領導請五叔去甘肅調研,為那里的經濟發展出些主意、想些辦法(后來寧夏、青海也加入)。這一來,我所在的區域發展研究委員會事就多了,由副主席馮之浚帶領他的幾位學生,去甘肅、寧夏、青海做調查,我也跟隨。他們寫的調查報告,我閱讀后,增長了不少見識……這年的7月,在甘肅蘭州召開了“黃河上游多民族經濟開發區建設研討會”。會后,五叔和錢偉長聯名上書中共中央,希望建立“黃河上游多民族經濟開發區”,這一建議得到批復和支持。

        五叔每年都用?以上的時間到農村、小城鎮調查、觀察,把自己的想法寫成文章;碰到重大問題就及時向中共中央領導或政府有關部門提出建議和意見。我知道的除了上述有關建立黃河上游多民族經濟開發區建議之外,還有《關于正式批準昆山開發區的建議》、《關于加快黃河三角洲開發的建議》、《關于建立攀西開發區的設想》、《關于給與琿春市出口糧食指標的建議》等30多項。這些建議與意見都得到中共中央和政府有關部門的重視。

        此后,我就經常跟隨五叔出行,我的任務里有一項就是整理他的講話。起初整理的不好,寫的稿子常常被改成“大花臉”。叔叔告誡我:把臺上的講話寫成文章,不是原封不動把講的記錄下來就算了,一定要“加工、整理”。我講的時候可能“跳來跳去”,想到什么說什么,寫成文章就不能這樣了,要有“取舍”,不然人家會看不懂。寫東西要“調皮”一點,不要什么都講出來,那樣就沒意思了,要“留有余地”……在他的教導下,再通過用心閱讀每次退回來,經過刪改的稿子,多讀幾遍,細細琢磨……逐漸地,我整理叔叔講話稿的能力有了長進。

        在這期間,我還參加了一件讓我永遠難忘的事——五叔從小就喜好寫作,很多報刊登載過他的文章;他為改善中國老百姓生活設想出的路子、出的主意,也通過報刊連續發表。幾十年過去了,這些文章還沒有收集整理起來,這時,宗惠和榮華擔起了這個重擔,開始搜集五叔的文章。當收集到一定數量后,宗惠要我負責整理,把這些文章,能剪貼的剪貼,不能剪貼的就抄錄,再按發表時間順序排列。這些稿子都要仔細閱讀,看有沒有錯的地方。記得我接到過一疊用相機拍下的五叔寫于新中國成立前的文章,字跡很小,只得拿放大鏡看,有的還模糊不清,謄寫起來非常費勁兒,實在看不清的段落只好請五叔修正,因為年代久遠,五叔也想不起來了,就干脆劃掉……因為干這個活兒,讓我把五叔的文章從第一篇到最后一篇,一字不落,認認真真地讀了幾遍。這個工作歷經好幾年,《費孝通文集》終于在1999年10月正式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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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編輯出版《費孝通文集》,小惠、小龍啟動這項工作,可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他們花費了多少精力才能收集到五叔發表過的文章,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前報刊上登載的文章,能收集到這么多篇,真不容易。還有群言出版社《費孝通文集》的責任編輯吳志實先生,他要寫“編者的話”,要確定版面,還要做整體文章的審定等等,這些工作都得由他負責,責任重大。在我們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文集終于問世了。能為出版文集貢獻力量,我感到很高興。

        2003年4月,我隨五叔去上海參加了“世博會與上海城市文化精神座談會”,原本還要到杭州主持一個研討會。沒想到“非典”突然兇猛襲來,杭州會議暫停,我們困在上海近兩個月。五叔住在賓館里不出門,也很少有人來看望,為了活動身體,他每天要在樓道中走走,有時會走到我房間跟我聊天,這段時間里,他給我講了好多“故事”。遺憾的是,當時沒有把五叔講的故事認真地記錄下來。

        回京后,從6月30日開始至7月21日,叔叔給他的幾位學生講了六次課,我也去聽了,并且錄了音。課后,我把他講的有關自己一生經歷,整理成《暮年漫談》。

        聽完課后,我隨叔叔去了大慶。如今的大慶已不是往年的大慶了,這一地區的石油資源已逐年減少,地質結構和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大慶正承受著整治生態環境和發展替代產業、調整產業結構的巨大壓力。大慶領導請五叔去,就是要請他向中央提出重視大慶今后發展,并給予一定扶助的建議。

        回京后,五叔給中央有關領導提交了兩份建議:《大慶市利用俄羅斯原油發展化工產業的建議》、《大慶地質災害治理的建議》。據我所知,這兩份報告應該是他提交給中央有關領導最后的建議了。 

        從大慶回京后,沒休息幾天叔叔又動身去了太原;8月底訪問甘肅定西;9月南下深圳、東莞、廣州;10月1日才回到北京。年逾九旬的五叔這么長時間在外,太累了!年底住進了醫院。

        孝通叔叔一生的愿望很簡單,就是想讓中國老百姓生活能過得好一點,然而,他的這個愿望卻沒那么容易實現 ——出生時,滿清王朝垮臺;年輕上學時,軍閥混戰;走出校門時,抗戰爆發,接著國共爭斗;壯年時期,戴上右派帽子……五叔的一生就像“過山車”那樣,上上下下跌宕起伏。他一生就是希望為中國老百姓的生活“出主意、想辦法;做好事,做實事”,嘔心瀝血幾十年。

        費孝通在學生時代就下決心要為中國老百姓效力。在英國留學畢業時,中國境內已是戰火連天,他沒有留在英國卻匆匆回到祖國,立即投入到中國農村搞調研。1946年費孝通重訪英倫,倫敦經濟政治學院院長邀請他留下來搞研究工作;又介紹他去香港大學任教,他都謝絕了,他認為自己在國內有許多事情可做,他的志愿是研究中國,而在國外研究中國社會是很困難的。后來孝通叔叔回憶:“(費正清)1948年11月前后,他給我來了個電報,哈佛大學決定請我為客座教授,速即去美。我這時已決定在北平等待解放,沒有接受,也沒有復信?!?/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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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留在了祖國。孝通叔叔就是想為中國農民生活過得好一點效力,“不論結果怎樣”他是“決心不離開中國的”。

        費孝通利用重獲工作的機會,又投入到緊張工作中。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1982年春節前夕,剛從吳江縣調查回來的孝通叔叔,在人大會堂的春節團拜會上講述了在家鄉調查看到的情景,提出了他一貫的主張——發展鄉村工業。若干年后,這個“鄉村工業”竟然長成了“參天大樹”,為中國農民開辟出一條越來越寬廣的道路。

        1987年,他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在一次談話中叔叔說:一個人只有一次生命,在我生命結束之前,意外地得到了重新工作的機會,要抓住它不浪費掉?,F在看我過去的路子和講的道理有不少是對的,但是有點超前。他還說:我老了,什么都干不動了,不過還好,這20年里我還是做了一些事——是我一生總結出來的經驗。這些事夠我做的,做都做不完,而且都是對國家、對老百姓有好處的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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