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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命的疆土在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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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東聊城中華路橋

        “我生命的疆土在民間?!边@是我20歲時在自己的日記里寫下的豪邁的字句,為什么寫,已記不清了。但今天翻看,瞬間被20歲的我感動了。這不只是文字,文字間跳躍著我真實而鮮活、卓爾不群的一種思想。

        我想,這一定是當時受到了某種鼓舞才有的語句,而具體細節已經記不清了。


        百戶人家居住的家屬大院里,一排又一排,都是門前有一小廚房,廚房后有一小院子。小院子里種著菜種著瓜果,有的人家還挖了地窨子,用來倉儲東西。

        兒時,聽母親說我自小吃過“百家奶”,像崔憲英阿姨、菊愛云阿姨都曾喂過我。說我自小愛哭,不僅家人就連父母的好友王世法大爺都抱著我轉來轉去地哄。

        生疹子了,我的曾外婆就跑到城外的田地里挖茅草根煮水;感冒了,母親工廠的廠醫吳啟敏阿姨就給一點神奇的藥面;燙傷了,鄰居顧大娘及時拿出獾油;甚至,暴雨中,身為副廠長的王希全大爺都會爬到鄰居房頂上幫著蓋上帆布;當小院里掛滿向日葵的季節,每家窗臺上都堆滿了秋天的收獲:玉米、葫蘆、絲瓜、南瓜等等;夕陽西下時,守在健康路的路口等待父母下班的孩子排成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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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城光岳樓日出

        上個世紀70年代初的畫面里,住著我幼年美好的記憶。

        夜幕降臨時,一切歸于安靜。偶爾有哪家傳來孩子的聲音,也都如彈跳在清貧生活中的音符,豐富了夜的主題。

        每家都有遠方的親戚,但能夠郵寄東西的親戚并不多。所以,每當誰家有稀罕的食品都是分享給鄰居一起吃的。十幾個南方來的柚子,按照紋路被分成小塊送出去,回來,發現自己的那份卻沒有留下。這樣的事每個家庭都經歷過。

        家屬院的東臨是農校,有大片試驗田。地瓜豐收了,裝滿車拉走了,可地里依然有很多老人孩子在挖漏網的地瓜。挖的多的,總會往挖的少的孩子籃子里勻點,回家時,臉上都有滿足的笑容。

        上小學了,體育課是李浩老師帶我們在干涸的起瓦片狀的運河河道里上的?;⌒蔚暮哟彩桥艿?,我們從河岸的西邊跑到河岸的東邊。跑上去,跑下來,再跑上去,那河床里的土就跟著我們飛舞著,臉上、頭上、身上全是土。即便是這樣,那開心的笑聲也從沒有斷過。

        勞動課安排在周五。去麥田里撿麥穗、去玉米地里捏蟲子,去農場喂豬,去林子里撿樹葉漚肥……這些活兒都是在勞動課上體驗到的。有一年去傅家墳村拾麥穗,早上走的時候,特意穿上母親準備的白色襯衣,說白的反光不會曬傷皮膚,結果,等我回來的時候,那白色的襯衣在驕陽下曬成了杏色,沒有戴帽子的臉成了紫紅色。即便那樣,心里的快樂也沒有停止過。

        清明時節,學校組織去北楊集烈士紀念亭掃墓。頭天家里就給準備第二天中午的飯。無非就是煮雞蛋和烙餅。所有的小學生都跟著老師徒步前往。20多里路,來回40多里,竟然沒有誰說累。班主任張淑華老師看著我們坐在樹下吃東西的沉思面容,從那時印在我心里,一直不曾抹去。

        環城湖里有人捕撈出一條四十斤重的大魚,在橋上炫耀。放學回家的路上看見,一直尾隨著人家,不想讓這魚死去。那種怯怯的小心思,無力,卻很強烈。直到人家發現,仍然眼巴巴地跟著那魚的嘴一張一合。那時候,只想著怎么讓魚回到湖里喝水。那種簡單的愿望至今沒有泯滅。

        那時的主食是地瓜,鄰居張大娘曾經用地瓜腌過咸菜,她一個人拉扯5個孩子,她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了琢磨做好一頓又一頓飯上。鄰居張康伯伯每次下班從我家路過,都習慣地問一句:“姥姥,今天吃什么???”他看著外婆蒸好一鍋鍋老豆角,看著外婆用白面和地瓜面做成雙色花卷,看外婆一鍋一鍋地煮地瓜,看外婆把煮熟的地瓜切成片晾在院子里……后來,他對我說,不在東西多少,關鍵要有姥姥過日子的那份心勁兒。

        ……

        一些小事,就這么一點點泛起,揮之不去。

        和這些小事有關的人,大多已經離世。但他們的名字和他們的笑容我都沒有忘記。原本都是很生動的故事,我卻無法用筆墨還原出當時的色彩。只是簡單地勾勒幾筆,用線條留住大致輪廓。

        雖然,那種被人祝福的聲音隱藏在過去的影子里,但那種意味深長的情緒卻讓我在那貌似平靜的聲音里,感覺到幸福劃過的痕跡。


        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就是《我在民間》。寫在文中的一筆柔情和激情,是在有感而發的生活中積攢的和現實有關的記憶。

        生活的路上,風景也是我們自己。

        我家鄉的生活節奏和時代同步。風土人情、審美情趣都有地域特點。很多的文化符號,散落在武訓辦義學的傳說里,散落在曹植稱象的故事里,散落在武松打虎的景陽岡,散落在蒲松齡《聊齋志異》里的地名里,散落在噴香熱乎的吊爐燒餅里,散落在老舍先生題名的聊城特產“鐵公雞”里……

        未曾忘記過散落在家鄉一水一樹中的那些細節碎片,每每回憶,居然會發現新的寓情寫意。

        一種熟悉的生活場景和生活習慣,我一直帶在身邊。無論走到哪里,從沒有疏遠的感覺。那種在追尋兒時的記憶,不斷遞增的回歸般的情緒晃動著,拉長了一窗的遐思。

        我說我生命的疆土在民間,其實是想記錄美好,紀念美好,撫平一種我無以言表的心結。

        高中時,我沖動地報名想去老山前線,中越自衛反擊戰的消息每天都從廣播里傳來。老師說你們現在都沒有入伍怎么上前線,目前的任務就是學習,趕緊回教室上課。

        2005年行走阿拉山口口岸。站在風口,對面就是中國與哈薩克斯坦的邊境口岸,體驗國門衛士在“火車皮都能被大風刮得滿天飛”的地方堅守崗位的艱辛。雖然,那次新疆之行讓我的臉嚴重曬傷,但那種痛和著新疆的自然美一并嵌入進我的記憶中。

        2009年報名去援藏,以為西藏是可以透視人的靈魂的地方,只要踏上雪域高原,所有的心結都能解讀明白。那種解讀,絕不是僅僅對個人顧影自憐的兒女情懷,更是對人生立場的一種指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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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塘景色

        2012年元旦那天,我登上了玉龍雪山。我在云南停留的時間只有短短5天,但因元旦前后跨了兩個年頭,于是我說我在云南過了兩年。冬天的云南,別有一番景致。從紅嘴鷗到街頭烤豆腐在我看來都充滿了情調。玉龍雪山是納西族的神山,主峰海拔5596米,但能攀爬的高度為4680米。仰望雪山頂上的積雪,我在想,我能走上去嗎?那個時刻,整座山擁抱著我。我原本怯弱的心變得堅強了。我認定,我能走上這座山,是自己走上來的。既然能走到這個高度,也許會走到另一個高度吧。在玉龍雪山上,沒有帶鎖的心。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得榮縣是個被稱作“吉祥太陽谷”的地方。雖然有一次我和她擦肩而過沒有成行,但至少因了這個緣由知道了吉祥太陽谷。這個美麗的名字越過沃野千里的川西平原,穿過狹長的郎山隧道,直抵我向往的心底。傳說里的白象留戀民間,那民間在白象眼里的魅力就是一條河流,一束光,一個村莊,一棵樹,一壟田,一群安居樂業的人……所以,我由此想到了20歲時寫下的“我生命的疆土在民間”這句話。

        民間有我,我在民間。身為記者的我,有幸有機會在祖國大地上奔波,把我眼中對各地風情的觀察轉化成為對一種文化的審視。決心把自己帶到遠方的我當時這么想:哪里是我不可去的呢?哪里是我不能抵達的呢?

        想象中的遠方很美,那是想去遠方的我賦予了遠方瑰麗的色彩。一副雄心壯志、讓人不可小視的神態。

        遠方,可以用行程來計算,但是,走在路上的精神卻無法用行程來度量。

        十幾年前,我應邀到天津市老年人大學講課時結識了一群老人,他們贈送我的墨寶至今還擺放在我書房里。超越生活本身的限制,父母輩的叔叔阿姨和我共鳴的東西很多很多,那是一種并不明晰的感覺激動著我們祝福的目光。

        他們各有建樹,如我父輩一樣為共和國的建設貢獻過自己的青春和智慧。不平凡的概念乘著那年那日的太陽而來,彰顯出老一輩人生命的律動。我甚至覺得他們的有些話語比我的講課精彩。接下來的課間交談,酣暢的就如我游歷杭州千島湖的情景:那湖水像濃厚的油一樣,深而厚,船過蹈空瀝塵,讓人清爽不已。


        我聯想到史學家傅斯年。他就出生在我前面提到的傅家墳村。他的家族曾是魯西名門望族。他的七世祖傅以漸是清朝開國狀元,傅家代代相繼,詩書傳家,足見傅斯年日后成長的深厚家風。

        “到處的蛙鳴,野外的綠煙兒濛濛騰騰……這一幅水接天連、晴靄照映的畫圖里,只見得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和一個八九歲的孩子立在河崖堤上……”

        這是1919年傅斯年在《新潮》雜志上發表的題為《老頭子和小孩子》的白話詩,以此回憶他兒時在家鄉跟隨爺爺生活的片段。

        也就在這一年,“五四”運動爆發,傅斯年成為學生領袖之一。這一年的年底,他赴歐洲留學,先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后轉入倫敦大學,研究實驗心理學、物理、化學和高等數學。1923年考入柏林大學哲學院,學習北京語言學等。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籌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次年兼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中國上古史專題研究及中國古代文學史。他的學術貢獻在于,任歷史語言所所長23年,培養了大批歷史、語言、考古、人類學等方面的專門人才,重視考古材料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注重將語言學等其他學科的觀點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中,取得較高的學術成就,在現代歷史學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家鄉人說起以勤政清廉著稱于世的傅以漸就會想到“仁義胡同”的故事,說起曾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國立臺灣大學校長的傅斯年,就會想到他倡導的“知識的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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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收

        有人知道我家鄉聊城的 ,會說出傅斯年先生的名字,因為他是從聊城走出來的。還會有人說出民族英雄范筑先的名字,會說出優秀干部孔繁森的名字,會說出身殘志堅的張海迪的名字,會說出感動中國的徐本禹的名字,會說出海外留學的諸多學子的名字,還會說出遍布中國大地每個角落的精英們的名字……每一個名字,都有一段頗富傳奇色彩的故事;每一個故事,都凝聚著聊城人自強不息、奮發向上的精神。聊城賦予我血液中的男子般的豪氣,讓我不能怠慢時光。

        家鄉的老人們說,你可以不知道聊城的山陜會館、光岳樓和鐵塔,但一定要知道清代四大藏書樓之一的、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私人藏書樓之一的海源閣。這是由清道光年間聊城進士楊以增所建,歷經四代人相守,總計藏書四千余種二十二萬余卷。海源閣作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當年,我就讀的實驗小學距海源閣僅一條路之遙,我所居住的聊城師專的家和海源閣就在一條街上。

        記得2004年我主編的周末版舉辦的“希望之星”征文頒獎儀式在寧波舉行。期間,我去游覽了被稱為亞洲最古老的藏書樓天一閣。我將它與我家鄉的海源閣聯系在一起,南北對照,竟在那江南庭院式園林特色的地方增添了不少知識。原來,天一閣的藏書和建筑為研究書法、地方史、石刻、石構建筑和浙東民居建筑提供了實物資料。

        尋找著思想,那思想的骨架其實就是心中的太陽花,有明快的色彩,燦爛的光芒,還有就是各方面的吸收、積累、融合在一起的問題。

        我生命的疆土在民間。通過生活細節一點一滴的體驗才能安置自己夢一樣的遐思。我腦海中的留白處,總有一個溫馨的角落,讓我澎湃于胸的思緒悄然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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